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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须以实体经济体制改革为前提

2019-02-22 01:33:04

金融创新须以实体经济体制改革为前提

在过去几年中,我国的金融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从传统的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简单金融体系演变为以银行为主导的复杂金融体系,那种认为我国金融创新不足的观点看来是站不住脚了。在这种体系中,贷款在信用创造中的地位正在下降,"银行的影子"和"影子银行"的地位正在显着上升,而"银行的影子"依然是金融创新的主导。这种变化意味着,我们需要关注M2/GDP上升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是,更需要警惕这种上升背后的信用膨胀、高杠杆和系统性风险警示。

毫无疑问,与高的M2/GDP隐含的通货膨胀压力相比,信用膨胀导致的总杠杆率的上升更加令人担心。次贷危机前的美国如是,依然陷入泥沼中的欧元区也如是。从2005年到2009年欧元区危机触发,"欧猪五国"的杠杆率都出现了显着上升,这与德国杠杆率的下降形成鲜明对比。2009年之后,部分国家杠杆率上升(如德国)则主要是因为GDP的相对萎缩。

虽然我国总体的杠杆率仅与危机前的德国接近,尚低于危机前的"欧猪五国",但是,从历史比较看,我国的杆杠已经超过了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金融创新--无论是"影子银行",还是"银行的影子"--如果只是推高了经济总体的杠杆,而没有在经济中挖掘出新的生产力的话,其结果必然是危机。就此,不妨回顾一下马克思早期的论述(《资本论》卷第30章):"只要再生产过程顺畅地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障,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信用将会收缩。"信用收缩的便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资本论》卷第30章):"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那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对赊售小心谨慎,是产业周期中紧接着崩溃之后的那个阶段所特有的现象。"

我们认为,金融创新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以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为基础,信用的扩张必须以实体经济再生产的持续扩大为前提。这就是实体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先于以放松管制和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而对于实体经济的体制改革,其要旨又是去除经济中普遍的软预算约束和道德风险。否则,"全部信用,都被他们当做自己的私人资本来利用。" (马克思,《资本论》卷第30章)

(本文节选自《影子银行与银行的影子》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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